儒勒·加布里埃尔·凡尔纳(1828 - 1905),生于法国南特，19世纪法国著名小说家、剧作家及诗人。
《凡尔纳本纪》
文/比尔·布莱克
套用詹姆斯·冈恩先生在《科幻之路》第一卷的话来说，19世纪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正是工程师重新塑造世界的时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通信运输的重大变革，无疑使得人类在发明创造、地理发现有了全新的突破。
正因此，对于出生在该时代的儒勒·凡尔纳来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浪漫想法自然而然得以在其童年时期所居住的贸易码头边望着那来来往往的货船扬帆而起时悄然萌发。
11岁的小儒勒果真是天真大胆的。当时一艘名为“科拉利亚”号的三桅远洋帆船恰好经由其所在地准备驶往印度的消息立刻引发了他的注意，遂使其迅速拟定了一个登船方案——即出资从一位同意出让该船所属船厂的少年见习水手雇佣合同的同龄人那边入手合同后，协作偷偷登船，前往印度。然而事与愿违，身为律师的父亲皮埃尔在一得知儿子失踪后，便立刻着手开始找寻。几经辗转，才终于有幸搭上一艘火轮船，赶上了“科拉利亚”号，找回了意图“偷渡”南亚的小儒勒，狠狠地惩戒了一顿。
遗憾的是，这样一个美妙而神奇的故事并非真实，而是源自传记女作家玛格丽特·德·拉菲伊根据后来凡尔纳家族流传的传说并结合自己的丰富想象加以润色而成的。这就给了后世不明真相且不负责任的传记作家们穷尽其歪曲真相之能力将整个故事再加以夸大展开的机会，以致使后来有了更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版本，如小儒勒在被父亲抓到后，狠狠地给揍了一顿屁股；或是被打完后还被关了禁闭，至此产生了精神障碍，导致父子间就此形成了莫大的隔阂；以及曾在事后哭诉着答应母亲：“从今以后只在梦中旅行”等等……
事实上，如此花样百出的故事背后往往隐藏着一个并不那么“出彩”的真相。在其《童年的回忆》中，儒勒·凡尔纳就曾这样写道，有一天，他去逃课，独自登上“一艘三桅船，当时船上值班的守卫跑到附近的小酒馆喝酒去了”，他在船上从上到下逛了一遍，还转了转舵。“他觉得船马上就要离开码头，缆绳即将松开，船帆也将扯上桅杆，这就将由他这个8岁的舵手来驾船出大海！”他如此大胆而冒险地登上远航大船，自然遭到严厉的训斥。可是，这次逃课却被家里人的想象夸大了，以至于变成了后来广为流传的“离家出走”。①
无论如何，那时天真浪漫的种种想法确实在事后多年被搁置一边。这期间，向表姐的求爱无果令他心灰意冷，致使父亲皮埃尔做出了给予其定居巴黎潜心攻读法学学位的决定。而正是在充满诱惑的浪漫之都巴黎，20岁左右的青年儒勒迷恋上了文学创作，还有幸结识了当时首屈一指的浪漫主义作家大仲马。身在家乡南特的父亲皮埃尔也愈发感觉到了在与儿子往来的书信中不时透露出其更愿成为一名作家而非律师的信号，以致父子间的书信一度展开了段有关爱好与学业之间的激烈辩论②。
然而，随着青年儒勒在1849年顺利获取学位后，父子间的辩论亦趋于停息。皮埃尔似乎还默许了儿子继续停留在巴黎试图闯荡文学的某种决定，甚至于仍未间断对他这一时期的费用支持。这显然就与那些善于夸大、歪曲真相的传记作家所述的迥然不同，由此也可间接看出，皮埃尔与儿子的关系远不同那些人所说的积怨颇深，反而或多或少显得有些亲密，甚至于亦父亦友。③
起初的闯荡来自他在剧本方面的创作，然而这并没有什么卵用。因为在这一阶段其最大的成就基本仅限于独幕诗体喜剧《折断的麦秆》，但这显然不足以给他带来相应的名誉跟财富。幸运的是，同期双线创作于剧本与小说的他，渐渐的将侧重点移向另一文学体裁上——小说创作。
深受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冒险小说《鲁滨逊漂流记》、《瑞士家庭鲁滨逊》影响的他，无疑会试图结合起坡在作品创作上的趣味逼真、科学严谨以及两位“鲁滨逊”的惊险离奇、命运多舛等多味元素，写就脑海至深处一直期许表达的某种夙愿。
这，就是那搁置十年有余的“旅行梦”。自1851年起，重拾地理学的儒勒·凡尔纳逐步钻研起了多学科领域的知识。每天清晨五点，他不是在家中就是在国立图书馆阅读书籍、做下笔记、创作作品抑或是修改作品，数十年如一日。而这，也正是人们所叹服于其作品内容中科学成分之详实之用心之广博的重要来源。
有关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他本人的说法：
“我积累了成千上万条各方面的笔记。现在我家中还有至少两万条以上尚未使用、可以在我的作品中得到利用的笔记。其中有一部分笔记是我在和人们交谈后记录下来的。如果人们所谈论的话题是他们所熟知的，我乐于倾听之。”④
这真可谓是凡尔纳对后世描写科学与技术这一新文学样式的发展与普及所提供的一种至关重要的写作方法。
现如今我们知道，在这位作家生活的年代还未有“科幻小说”（Science Fiction）的概念，而只是有诸如“预测小说”⑤（法语：anticipation）以及“科浪小说”⑥（Science Romance）的别称。但实际上，通过知晓其主要作品均收录在一个总名称为《在已知和未知的世界中的奇异旅行》的系列作品集中，就不难发现，凡尔纳的绝大部分科幻冒险小说，其实正是一个又一个的旅行记。
这一切的一切，不但源于作家对于地理学近乎狂热的钻研⑦，更源于那未曾断绝的旅行夙愿。仿佛作家以其博学而坚定的笔触，向着作品里的主人公及诸位读者们发号施令：我们的终点，是星辰，是大海；是已知，是未知……
“排空驭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遍。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这句出自我国《长恨歌》的诗句放在今天用来形容我们在阅读凡尔纳众多作品时的感官似乎也毫不为过。而有关凡尔纳之于国人的影响，最早竟可以追溯至1900年⑧，以至于至此以后相关科幻小说的翻译及创作甚至一时间风靡晚清直至民国初期。种种现象背后的原因很可能是，20世纪初，无论是日本的“黑船来航”的威逼还是“明治维新”的促进抑或是我国的“格致兴国”的科学浪潮影响，都不可避免的导致了“西学东渐”这一文化渗透现象，这其中就包括凡尔纳的不少极具科学内涵的作品悉数由西方传到了日本直至我国。早期由梁启超、鲁迅分别转译的《十五小豪杰（两年假期）》（1902）、《月界旅行（从地球到月球）》《地底旅行（地心游记）》（1903），就是这一时期转译自日文的代表人物及作品（而日译本不少又转译自英译本）。另据日本学者樽本照雄《清末民初小说目录》（1988年）统计，截至1915年，中国出版的凡尔纳译作大约有20种（再版除外），且大多译自日文。⑨
这就不禁引起当时的国人对这位作家产生一定的关注，以致之后转而对这类“科学故事”的关注。这是因为正如当时在翻译《月界旅行》时的鲁迅先生所惊叹的“中国人做梦梦的是金榜题名，洞房花烛，而法国人却在幻想征服月球”那样，众多在思想上尚处蒙昧、文明上尚处守旧的天朝读者对于在看到其作品中时的那种近代西方近乎神技、惊为天人的科学与幻想也是如此这般的拍案叫绝。
那么，为何那时远洋赴日的梁启超、鲁迅等人会乐此不彼的相继翻译出这位作家的作品呢？笔者认为，原因多半也是鲁迅先生《月界旅行·辩言》中的一句话：“故掇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
简言之，无非是为了激励国人学习西方先进科学知识，打破陈腐的迷信思想，唤醒尚处蒙昧的中华民族。
很显然，当我们再结合起同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梁启超的个人背景及之前所谈到的“西学东渐”之缘由再进一步思索，就不难得到一个略微尴尬的推论：其实，凡尔纳作品在东方的引入，起初几乎都是带有一种较为强烈的政治目的性的。⑩
这种带有目的性的翻译、转译，就不可避免地致使作者的本意及思想遭到不同程度的篡改。中译、日译本使然，两者所转译的英译本亦然。
英译本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于当时欧美对凡尔纳的翻译接受程度，以及英译本译者们惯有的的娱乐目的性等问题。在19世纪的法国，凡尔纳就如同当代畅销书作家般，为出版商赫泽尔父子所包装定位贴标签，使得大多英译本的译者对其作品的认知局限于那本长期刊载其作品的《教育与娱乐》杂志的刊名上。这就因此导致了在当时其作品的英译本几乎没有忠于原作的，而是大都被脱胎换骨，译成“以娱乐为本位的科学冒险小说”。这就足以想象后来由英译本转译的日译、中译本又会出现多少的“再加工”、杜撰成分了。⑪
遗憾的是，正是基于出版商赫泽尔父子的包装定位以及抱有娱乐目的性的低质量英译本，使得好莱坞在改编电影时的态度也相对松散且极具娱乐性，而这又导致了后世包括科幻界等文学界对凡尔纳的作品持有狭隘和富有偏见的观点。例如，开篇提到的著名科幻评论家、作家詹姆斯·冈恩就认为，“凡尔纳的大部分小说并非具有多少特别的创造性……凡尔纳写的故事很简单，故事中的人物也很简单。他小说的创作思想也并不特别有什么创造性等等”。这实际上也是欧美尤其是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对他的一种误读。
尽管贯穿整个19-20世纪，大多数英语学者认为他是一名青少年流派作家和持“乐观主义”态度的科技支持者甚至是“预言家”，但如此深入人心的海外观念却并不是这位外界看似“乐观”的作家最为糟心的。儒勒·凡尔纳真正烦恼且憾恨的，是一直因此无法为本国文学界的殿堂——法兰西学院所认可。
“每当我抱怨自己在法国文学界的地位不被认可时，小仲马便常常这么对我说：‘你真应该是个美国或是英国的作家。当你的书被翻译成法文后，你便可以凭此在法国获得机构名望的同时被你的同胞视为最伟大的小说大家之一。’但事实上，在法国文坛我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在1893年的一次访谈中，年近古稀的凡尔纳如是说。⑫
不仅如此，时年享有世界声誉的老作家也为本国评论界对他的装聋作哑、不予承认而感到痛苦。归根到底，当一个作家一度受制于出版商的包装定位以及受众们惯有的狭隘认知的“囹圄”时，就不可避免地要在尝试突破上付出难以想象的努力与代价。
玄幻鼻祖黄易先生在尝试开创玄幻体裁时就曾指出，西方科幻重技术而轻人性。于是，便试图将东方玄学与传统科幻融合在一起，塑造了最初的玄幻。殊不知，天不遂人愿，后来“玄幻”这一类型文学名称倒是扩散了开来，却与黄易当初的定义相去甚远。
儒勒·凡尔纳就曾试图努力改变公众印象里对其作品的这种所谓“重技术而轻人性”的带有“定位标签性”认知的局限。因而，在19世纪的最后几个年头，步入晚年的他一改风格，相继发表了《特派记者：彭巴拉克》和《喀尔巴阡城堡》，满怀信心地对读者及评论界人士可能出现的看法改观寄予厚望。世事总是那么难料，垂暮之年的老小说家的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评论界一如既往的不予置评，读者则对这一反常态的风格并不感冒。
也许是明白风烛残年的自己已然无法再经受突破自身所要承受的压力与风险吧，晚年的凡尔纳渐渐平息了改变风格的想法，转而回归了“描绘全球”的初衷。但是，从他在该时期发表的诸如科幻小说《机器岛》、《主宰世界的人》、《永生的亚当》、冒险小说《天边灯塔》、《多瑙河领航员》、侦探小说《利沃尼惨案》等作品中，我们也应该看到的是，作家一向的“乐观”精神似乎在随岁月的流逝中日渐磨平了棱角，作品中的悲剧色彩及社会批判力却在日益浓厚地显现出来。
即便如此，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作家依旧从未在融入科幻元素的创作道路上停滞不前。就如同人们总是热衷于谈论其作品科学的纯粹性、幻想的预见性那样，凡尔纳也总热衷于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中做出具有实践基础的科学推想。在他眼中，科学中是存在幻想的，但这种幻想必须不与科学相悖。因而，当19世纪末的科幻作家对相对空气轻（如当时已成熟的气球、飞艇）和相对空气重的飞行器（如当时尚未成熟的飞机）的应用前景各抒己见时，凡尔纳在其发表的《征服者罗比尔》中，借罗比尔之口明确地表达出了他的观点：“航空的未来属于飞机，而不是飞艇。”并将其构想的样机（一种近似现代直升机的飞机）付诸于纸笔。
就是这种带有可预见性质的科幻作品，使其本人获得了公众寄予期望的“预言家”称号。可事实上凡尔纳并不以此自傲，相反却表明其作品中的科学预想成分仅仅是基于他的那种科学推想，并不能草率地将其归入他的发明发现乃至预言。其实只要深入了解他本人及作品后，就不难发现其早期作品如《气球上的五星期》、《海底两万里》等即是在已有的气球、潜水艇等发明上进行一定程度的改进，而非完全由其率先“预言”后才发明。更不必说像《从地球到月球》和《蒸汽屋》里的利用炮弹登月和乘坐蒸汽象游历印度这样的与后世科技成果有所不同的科学幻想了。当然，凡尔纳本身也并不拘泥于——或者更准确的说太过在意于对未来科学发展做出预想。前面说了，“描绘全球”才是他真正的创作初衷，他终其一生创作的“奇异的旅行”作品集可以说就是为了写就一套“网罗全球的游记”。反而倒是他的儿子米歇尔·凡尔纳在这类科学幻想上似乎更有企图，只不过国人能见识的有关他的想法基本只能见于其父去世后由其改写并出版的遗留手稿以及少数合写的短篇作品。
而这之中最具代表的作品，莫过于那篇作家与儿子合作并由儿子米歇尔执笔撰写的科幻短篇《2889年一个美国新闻界巨子的一天》。
该作品于1889年用英文发表在《论坛》杂志上，小说剧情时间设定在发表后的一千年，可谓是充满了野心及妄想。然而，这篇篇幅不长的短篇不仅能令读者们近乎身临其境地领略到2889年的文明社会的概貌，作者们还对当时的社会进行一番尖酸辛辣的讽刺。而其中最最令科幻迷所为之叹服的，想必是文中那些或则平庸无奇，或则别出心裁，或则已成现实的种种预想：
“关于运输，短距离使用时速600千米的飘行车，远距离使用时速1000千米的无轨气垫车，这种列车可以飘洋过海，但没充气管那么舒适。这种充气管能以每小时1500千米的速度将我们从美洲运到欧洲。由于电话和‘传真器’极为普及，报纸是有声的，购买者可到沿街设置的报亭去听他所需的期号。‘映像传真器’也相当普及，就跟我们今天已经使用的电视屏幕一般，但还没达到我们的电话那样普遍；冬眠和电波催眠术都在实践中应用了。跟电子计算机相仿的电计算器可作最复杂的运算。新闻界的权力至高无上，通过各种民意测验，可决定战争与和平的大事，还可决定归法院裁判的人的命运，因为在审判前就可对他们进行判决。映在云层中的广告使‘地球使者公司’获得必要的资金。该公司的经理弗朗西斯·贝内特依然是一位国家元首。我们发现他将莱茵河的疆界强加给俄国大使，这位大使向他申诉说，俄国人被中国人逼迫，不得不向西扩张，但这种申辩无济于事；贝内特对此将采取补救措施，强令中国人节制生育，否则处以死刑：多生一个孩子吗？就杀掉一位父亲！英国被美利坚合众国所兼并，根据合乎情理的循环，成了美国的一个殖民地，英国本身只满足于占有直布罗陀！太阳能贮电器和转换器能使四季气温平衡和使两极的冰雪融化。活动式的人行道、用管道进行食品分配以及通过电的振动使空气发光，这对我们这些后继者无疑是一些小玩意儿，我们还打算一下子移动整座城市，打算将月球翻转过来哩！然而，贝内特要想歇息一会，还得洗个普通的澡；他一撤按钮，澡盆便自动出现了；但贝内特夫人正好在里面；她比她丈夫预料的更早地回来了！她在‘女性造型大师’那里没呆多久。这位大师曾经恰如其分地说过，‘女人无非是个体型问题。’” ⑬
尽管这些预想着实令人震撼，但必须负责任地说，对于任何科幻作家，我们都不应有将其视为“诺查丹玛斯” ⑭之流的想法。否则，只会使公众对科幻的认识本末倒置，无助于科幻的发展、繁盛。
有必要说明的一点是，纵使米歇尔·凡尔纳在科幻及文学创作上较好的继承了父亲且亦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但学术界中多数的凡学研究者一致对米歇尔在其父去世后对其遗稿的删改感到诧异甚至不满。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仍然很可能在于，米歇尔一方面出于对自身继承父亲文学水平及思想的自信，以及更为重要的另一方面——出于为迎合出版商及其读者们对其父作品一直以来的定位包装和根深蒂固的标签式认知而进行的这种貌似合乎某种“出版要求”的删改。
不论如何，1905年，这位晚年饱受风湿、胃病、左眼眼睑功能衰退、面瘫、视力衰退、脚部中弹等伤病折磨的伟大文学家，终究还是于3月24日早上八点因糖尿病离全世界读者亲友们远去，享年77岁。
而那些曾赞誉的、惊叹的、喜悦的、遗憾的、失望的、忧伤的情感必将随其本人永远尘封于不曾为人所遗忘的历史中，就如冥冥无界的科幻寰宇中，永远有着专属于他的那个维度。
用历险描绘世界，以科技诉说星辰。他不是预言家，他是儒勒·凡尔纳。
注释
①内容详见法兰西书库·新发现的凡尔纳系列丛书《凡尔纳带着我们旅行》，奥利维埃·迪马［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③⑬详见其孙让·凡尔纳所著的《凡尔纳传》相关章节内容，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版，1999年再版皆可
④⑫节选自凡尔纳爱好者“黎登布罗克教授”译注的《儒勒·凡尔纳的访谈录》（1893）
⑤此为外界对凡尔纳科幻的一种称谓，而凡尔纳则自称其为“科学小说”
⑥此为爱伦坡对其科幻的自称
⑦1866年热衷地理学的凡尔纳接替了生命垂危的泰奥菲尔•拉瓦莱的工作，开始投身于卷帙浩繁的《法兰西插图地理》这项颇为艰巨的编写工作，该作品最终于1867年完成，作家在这期间与父亲的书信中形容自己犹如“苦役犯”，由此可见其钻研程度之深，编写程度之难
⑧1900年，薛绍徽和陈寿彭最先将凡尔纳的科学小说《八十日环游记》（经世文社出版）译成中文。
⑨有关樽本照雄统计资料引自《华文文学》2013年3期《“科学诗人”凡尔纳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
⑩⑪相关内容详见山田敬三［日］：《鲁迅与儒勒·凡尔纳之间》，《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6期
⑭诺查丹玛斯，十六世纪所谓预言家，著有《诸世纪（百诗集）》一书，类似于我国的《推背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