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暴制暴的意识棒球棍

by 拧发条鸟 2015-10-09 21:52


如果说《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是村上在小说无限可能性的重要突破,那么这部《拧发条鸟年代记》(中文版译为《奇鸟行状录》)则是其政治暗讽色彩最为浓烈的一笔。这部篇幅仅次于《1Q84》的700页鸿篇巨著,有隐喻的通道,有意识的暗流,有象征的窗口,有寓意的暗橱, 历史与现在交错展开,现实与非现实界限溶解,而其中承载着的历史与社会责任感,也使村上由伤感平和“小资”情调的都市隐居者,蜕变为闯入波诡云谲广阔沙场的孤高“斗士”,是其创作历程中的里程碑之作。

创作背景

1991年初,村上应邀赴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之际,第一次海湾战争刚刚打响,全美国进入“准战时状态”。在“东洋学科”的图书分馆里,历史书架上他偶然发现许多有关“Normonhan”(诺门罕)战役的书籍,并深深为之吸引。一边电视机反复播着“联合国军”空袭巴格达炮火连天的场面,一边加拿大鹅在院子里成群结队的稍事休息;一边尽情地跑步游泳锻炼体魄,一边心里又思考着50年前蒙古草原的那场神秘战役。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拧发条鸟年代记》这个书名浮上脑际。


值得注意的是,不是村上要写《鸟》,而是《鸟》让村上写,其间透露的是某种内在的驱动力,在《故事的良性循环》里他这样写道:

我编造出来的故事,恐怕会想我要求更为明确的同化。如今我如此认为。我不妨说是为纯粹的好奇心驱使,写了这个故事,一开始仅仅是好奇心——一九三九年,在内蒙古沙漠的腹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在脑中想象那番情景,我选择那个场景和时代作为小说题材,并没有明确的意图和寓意。但从那样的地方升腾起来的故事却获得了自身的意志,要求我更强更深地介入,要求我对这个故事负责。所以我才被引导到内蒙古腹地小小的宾馆里去,不得不在那里体验个人的、深夜的剧烈地震。


如上所言,在第三部“捕鸟人篇”写作期间,村上实地去中蒙边境考察了诺门罕战役的遗址,活生生的荒凉战场给了他以更为深切的触动。就这样,旅美期间经历了四年半的辛勤创作,《鸟》最终于1995年在波士顿郊外的剑桥城完稿。

日本近代战争史


历史线方面主要集中在三个点:诺门罕战役、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

1939年,日本自恃国力、军力强盛,在内蒙古与蒙古国之间的诺门罕荒原攻击苏军,双方除了动用海军以外的所有兵种和现役装备,尽出主力大动干戈,结果以关东军的全面惨败而告终。从此,一向骄横的日军对苏军滋生了心理障碍,不得不重新考虑作战计划。书中是以“间宫中尉的谈话”展现那场战斗,其场面无不触目惊心。那个手握短刀像熊一样的军官像剥桃子皮那样一点点的削下战友山本的皮,空气中充斥着仿佛并非来自人间的惨叫,最后只剩下瞪得白亮亮大眼珠,成了淋淋血块的尸体。可谓字字滴血,写出了残忍的极致。


侵华战争是以一名新京(今长春)动物园的兽医的视角展开,关东军一名小官奉命强杀动物园里的所有动物。之后,处决了四个“满洲国军官学校”的学生,或用刺刀把“五脏六腑剜的一塌糊涂”,或挥舞棒球棍“全力朝中国人后脑勺砸下”……小说后来间借间宫中尉之口,也明确说到了海拉尔要塞残害的无以数计的中国人,以及南京大屠杀的暴行。


太平洋战争则为兽医女儿肉豆蔻的亲身经历。 美国潜水艇由准备炮击民间非武装运输船到放弃攻击干脆撤走,“十五日正午,收音机播出‘天皇终战诏书’。七天前,长崎市被一颗原子弹烧成废墟。几天后期,‘满洲国’将作为虚幻的国家淹没于历史的流沙中。”

村上在追问什么

 

暴力!“Violence,the key to Japan”。“我在水母漩涡核心感到一阵剧烈的恐怖,像被拖进黑洞洞的深渊”。或许在身处美国的村上看来,日本无异于这样充满可疑性的暴力漩涡,我们看到的仅仅是海这层表皮。


在“捕鸟人篇”第28章点出了暴力的根源:“他们大多数农村出身,少年时代正值经济萧条的30年代,在贫困多难中度过满脑袋灌输的都是被夸大了的妄想式国家至上主义,对上级下达的无论怎样的命令都毫不怀疑地坚决执行。若以天皇的名义下令‘将地道挖到巴西’,他们也会即刻拿起铁锹开挖。”这样一个没有根本上走出战争理念,对历史暧昧处理,做出草率决策,极权、暴力的体制,使得村上必须书写暴力,追究暴力以清算暴力。

暴力的传承

 冈田亨在不断追问的,便是暴力的化身——绵谷升。相对于侵华日军、剥皮鲍里斯等传统暴的代表,绵谷升则有所不同:“他只消进攻即可,只消打翻对手即可。在这个意义上 绵谷升堪称头脑敏捷的变色龙,根据对手颜色改变自身颜色,随时随地炮制出行之有效的逻辑,并为此动员所有的修辞手段。”


穿一身昂贵考究的西装,扎条相得益彰的领带,架一副文质彬彬的眼镜,作为政客,他在摄像头前侃侃而谈。然而他却杀死姐姐,玷污加纳克里他,夺走久美子,就是这样一个“始终如一地损毁着各种各样的人”的现代暴力化身,其政治目标是“使日本摆脱当今的政治边缘状态,将其提升到堪称政治及文化楷模的地位。”


值得斟酌的是,其议员当选是承袭叔父选区之故。而他的叔父,是从“考察满洲国羊毛供给情况,并与策划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甚为投机的年轻官僚”摇身一变,成为“乘机步入政界很有影响力的议员”。在绵谷升的成长里,其父教给他的,则尽是弱肉强食、利己主义的教条——若不成为精英,在这个国家几乎就谈不上有什么生存意义,只能落得在石磨缝里被慢慢挤瘪碾碎,所以人们才往梯子上爬,哪怕多一格也好。


在庞大国家机器的上层,有千千万万的如此“绵谷升”式人物的脑袋里仍灌满浅薄可怖不可一世的哲学和畸形的世界观。也就是说,战前那个暴力性组织的理念仍流淌在“绵谷升”的血液中。拧发条鸟更是从五十年前的过去一直叫到现在:在新京动物园打死中国人的年轻日本兵听见了,冈田亨夫妇听见了,“深夜怪事”中的少年听见了。


有“某种东西”传承至今,有“某种东西”一成未变——一句话:暴力仍在!


为此,作者必须让主人公投入战斗。


以暴制暴的意识棒球棍

为此,冈田亨势必同阻挡他去路的一切障碍进行对决,势必通过战斗予以排除,这当中势必有暴力性发生。暴力这东西、或者人的活动所产生的恶性物的存在——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历史事实,在某种情况是无可回避的。所以,小说中,大约五十年前的间宫中尉和剥皮鲍里斯的对决同当代冈田亨和绵谷升的对决基本起头并进。冈田亨怀着强烈的愤怒操起棒球棍在黑暗中打死“莫名其妙的东西”——间宫中尉未能做到的事情由他完成了。最后,尽管他已经遍体鳞伤,但还是找回了同样遍体鳞伤的妻子。

 ——《村上春树全作品1990—2000》

 

当冈田亨用棒球棍几乎把一名酒吧歌手打死的时候,当他在意识世界的208房间,用棒球棍终于杀死暴力化身——绵谷升的时候,却无可避免地陷入了自身的暴力圈套,那是一直以来潜藏于表面海水之下喷薄欲出的意识棒球棍。而这以暴制暴周而复始的尽头,到底又算的了什么呢?

拧发条鸟年代记的终结?

 “我想象自己变成一只拧发条鸟,穿过夏日的天空,落在一柱大树上拧动世界这根发条?需要有谁代替它拧动世界这根发条。否则,世界这根发条势必一点一点松缓下去,世界精妙的系统不久也将彻底停止运作。然而除了我,还无人觉察到拧发条鸟的消失。


拧发条鸟年代记#1至#17完结,而冈田亨又以另种形式代替了”绵谷升“,又是一个新的轮回,但这较之而言是更为正确的年代记。说到底,我们需要拧发条鸟,需要拧紧我们背上的那根发条,但那绝不是暴力性的控制,而日本最大的问题,就是这种暴力性始终存在于内部。虽然战争年代结束以后社会进行了各种各样的重建,其本质却没有任何改变,人人都以受害者的面目出现,偷梁换柱,以非常暧昧的言辞说“再不重复这一错误了”,甚至模糊抹去历史,而没有哪个人对那个暴力装置负责任。


这简直同现实中某些政治家形象如出一辙。对外,对战争发表空洞简短的致歉。对内,发展右翼势力,搬弄“集体自卫”概念,混淆是非,颠倒“卖国”与“爱国”真谛。阉割日媒,甚至意欲篡改“安保条约”,复活军国主义。

拧发条鸟仍在,暴力犹存。

耐人寻味的是,小说收尾之际,笔风一转,转而写起冈田亨与笠原May的温馨画面:我在衣袋里握住笠原May的手,像深藏的魂灵一般温暖。还有那可爱鸭子人儿,同《麦田里的守望者》纽约中央公园里那些鸭子人儿一样,水塘一上冻就不知搬去哪里去了~


在“耶路撒冷奖”的致辞《高墙与鸡蛋》里村上这样说道:


我写小说的理由,归根结底祗有一个,就是让个人的灵魂的尊严浮上水面,沐浴光照。为了不让我们的灵魂被体制禁锢和贬损,所以始终投去光明,敲响警钟,我坚信这才是故事的使命。描写生与死的故事、描写爱的故事,让人哭泣、恐惧、欢笑,由此证明每个“灵魂”的无可替代。锲而不舍地这样尝试,正是小说家的职责。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日复一日地真诚地制造虚构。


这堵高墙名为“体制” ,它本应保护我们,拧动人们身上的发条,不至从世界边缘跌落下去。但有时,它却会自行其是,会杀死我们,会让我们杀人。它冷酷、高效,而且有条不紊。


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而那里有一撞就碎的蛋,我将永远站在蛋一边。

——村上春树(《故事的良性循环》、《高墙与鸡蛋》收录于《无比芜杂的心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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