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我收到养老院的一封电报，说：“母死。明日葬。专此通知。”这说明不了什么。可能是昨天死的。”
《局外人》以此种怪诞、骇俗的方式开篇让人眼前一亮。主人公默尔索请假赴养老院参加妈妈的葬礼，然而有些别于常态，表现得“无动于衷”。第二天，他即刻回归生活：有开小饭店大腹便便的塞莱斯特，有虐待患有皮肤病狗的沙拉玛诺，有殴打情妇的皮条客雷蒙·桑泰斯。有俗气但却快乐的女友玛丽，有高大亲切的汉子马松……
然而这一切，都因“我”那一瞬间震耳欲聋的枪声，以及嵌入五颗子弹的阿拉伯人尸体而告终。
“1933年，法西斯势力在德国开始得势，刚进阿尔及尔大学不久的加缪就参加了由两个著名左倾作家亨利·巴比塞与罗曼·罗兰组织的阿姆斯特丹—布莱叶尔反法西斯运动。次年年底，他加人了共产党，他分担的任务是在穆斯林之中做宣传工作。虽然他于1935年离党，后来于1936年又创建了左倾的团体“文化之家”与“劳动剧团”，并写作了反暴政的剧本《阿斯图里起义》。1938年，他又创办《海岸》杂志，并担任《阿尔及尔共和报》的记者，其活动遍及文学艺术、社会生活与政治新闻等各领域，不久后，他又转往《共和晚报》任主编，在报社任职期间，他曾经撰写过多篇揭示社会现实、抨击时政与法律不公的文章。”
从希特勒上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加缪一直致力于反法西斯运动。1942年，小说《局外人》出版，大获成功，长久以来被奉为经典。这位热枕社会活动的28岁青年，是怎样凭借这部仅五、六万字的作品，赢得20世纪法国文学史举足轻重的一席呢？
入狱期间，我没有女人发泄性欲，没有烟抽排遣烦闷——后来我习惯了，这种惩罚对我也就不再成为一种惩罚。
刚开始，夜里睡不好，白天根本睡不着——渐渐的，我夜里睡得还不错，白天也能睡得着。
起初，我还有自由人意识，我“想象最先冲到我脚下的海浪的声响，想象身体跳进海水时的解脱感”。却猛地意识到我正困于牢狱四壁的局限性中，这让我痛苦不堪——几个月后，我就只有囚犯意识了。
除了吃喝拉撒，为了消磨时间，我只能回忆，回忆过去的“我”周遭事物的每一个细节。而现在的“我”，没什么可谈的，每个日子都丧失了自己的名字。一模一样的天，一模一样的事。
当我看见铁饭盒里映照出的“陌生”面容，我明白， 我不是我，而是过去那个自己的局外人。
审判日，法庭上，默尔索被检察官批的体无完肤：没看妈妈遗容，没有哭过一次，没有在坟前默哀。抽了烟、睡了觉、喝了牛奶咖啡。母亲下葬后的第二天，就去游泳，搞男欢女爱，看滑稽电影、放声大笑，为了了结一桩伤风败俗、卑鄙龌龊的纠纷，就随随便便杀人。同时，辩护律师针对这点立马进行义不容辞的反驳 。
“即使是坐在被告席上，听那么多人谈论自己，也不失为一件有意思的事。在检察官与我的律师进行辩论时，我可以说，双方对我的讨论的确很多，也许讨论我比谈论我的罪行更多。但双方的辩词，果真有那么大的区别吗？律师举起胳膊，承认我有罪，但认为情有可原；检察官伸出双手，宣称我有罪，而且认为罪不可赦。使我隐隐约约感到不安的是一个东西，那便是有罪。”
因报纸炒作而前来的陪审团有很多人，人人都或紧张或兴奋地盯着法官、检察官、律师的一举一动、一词一句。而“我”这一存在似乎被抹去，我是零，纯属多余，像个冒失闯入的家伙。他实在想打断大家的话：归根到底，究竟谁是被告？被告才是至关很重要的。我本人有话要说！而发言权却被掏空，“我”的命运由他们决定，而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见。
不仅如此，全场讨论的所有，尽是反复争论主人公的“为人”如何如何，人们对他所犯命案的事件细节、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并不感兴趣，所有人只是用妈妈的死对我的为人，践行浅薄、不可救药的推测，而开枪打死阿拉伯人这个事件本身，则像废易拉罐那样被踩瘪，死气沉沉地扔在了路边。
他的断头台命运，取决于人们对他这个人的“感情好恶”，而非客观事实。
诚然，开枪杀死一个阿拉伯人固然可以判死刑。但真正判决他死刑的，是“荒诞性”——作为当事人却被完全置之局外司法程序的荒诞、意识形态渗入法律决断 而不寻求真相事实的荒诞。
这所揭示的问题也是三四十年代法国司法社会的弊病，而《局外人》也正是加缪高度关注社会问题、积极介入现实生活这样一种精神状态的产物。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他这样说道：
“ 我曾经追踪旁听过许多审判，其中有一些在重罪法庭审理的特大案件，这是我非常熟悉，并产生过强烈感受的一段经，我不可能放弃这个题材而去构思某种我缺乏经验的作品。”
值得细品的是，作者在主人公性人物性格塑造上的切入也别具匠心。默尔索是始终是一种对一切漠不关心、全然无所谓的处世态度。妈妈去世，不愿做习俗意义上的孝子；老板问他愿不愿意去巴黎升职，还能旅游一番，得到的回应是“去不去都可以”，于是被认为缺乏“雄心大志；随口答应皮条客的无理要求，去警察局做伪证；喜欢同玛丽打打闹闹，情欲纷纷，却无法萌生“爱”；扣动扳机的动机莫名其妙：灼热刀尖反射出的光的锋芒刺痛眼睛，让”我“失去理智；甚至对法官荒谬的死的宣判也无动于衷，没有上诉，没有抗议。
而就是这样一个事事毫不深究、单纯到一无知性的人，却要承受无数听众投以无数形式怨念的 灼热目光，或被检察官、律师拎起灵魂来一番深明大义的拷问，甚至要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在一个广场上将其斩首示众难看地死去
。
默尔索决定为自己辩护，虽然没头没脑、语无伦次。门房、贝雷兹、塞莱斯特、沙拉玛诺、雷蒙、马松也为默尔索辩护。但法官、陪审团对这些“社会最基层”的发言，完全不以为意。
于是，一个对社会没有任何进攻性的过失犯者，“被”强行成为“社会公敌”、“人类公敌”、“人性的魔鬼”。
归根结底，默尔索就这样“被”成为了“局外人”，世人不能接纳他，排斥这一存在，而他又不肯妥协。
所以，L'Étranger必须去死。
“似乎我过去一直等待的就是这一分钟，就是我也许会被判无罪的黎明。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任何东西是有重要性的，我很明白是为什么。他也知道是为什么。在我度过的整个那段荒诞生活期间，一种阴暗的气息从我未来前途的深处向我扑面而来，它穿越了尚未来到的岁月，所到之处，使人们曾经向我建议的所有一切彼此之间不再有高下优劣的差别了，未来的生活也并不比我已往的生活更真切实在。其他人的死，母亲的爱，对我有什么重要？既然注定只有一种命运选中了我，而成千上万的生活幸运儿都像他这位神甫一样跟我称兄道弟，那么他们所选择的生活，他们所确定的命运，他们所尊奉的上帝，对我又有什么重要？”
正因为人们心里清楚自己迟早没命，所以才不得不认真思考自己在这里活着的意义。假定人们永远永远死皮赖脸地活着不死，又有谁回去认真思考活着如何如何呢？
黎明到来之际，默尔索仿佛又一一听出了这座我所热爱的城市，这个我曾心情愉悦的时分的所有那些熟悉的声音：傍晚休闲气氛中卖报着的吆喝声，街心公园里迟归小鸟的啁啾声，三明治小贩的叫卖声，电车在城市高处转弯时的呻吟声。夜幕降临在港口之前空中的嘈杂声，这些声音又在我脑海里勾画出我入狱前非常熟悉的在城市里漫步的路线。而这一幕幕已如夏日之梦，杳然而逝。
他失去了自由，被夺了权利，受虐了灵魂。他失却了一切。
生之意义，较之死之解脱，显得苍白。
所以，L'Étranger选择去死。
终焉，
“为了善始善终，功德圆满，为了不感到自己属于另类，我期望处决我的那天，有很多人前来看热闹，他们都向我发出仇恨的喊叫。”
